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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梁玉多 渤海国的畜牧业考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黑龙江省渤海国史学科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研究方向为渤海国史和东北古代史。著有《渤海国编年史》《渤海国经济研究》等。

  畜牧业是渤海国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与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相适应,渤海国的畜牧业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饲养,不像蒙古草原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游牧。现在已知的渤海人驯养的家畜、家禽有猪、马、牛、羊、鹿、狗、鸡等。

  渤海人很善于养猪,其先世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莺歌岭原始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前的不同于野猪形象的陶猪,表明那时已驯化和饲养猪了。两汉时期的挹娄人,“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南北朝的勿吉人“男子衣猪皮裘”。唐时的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善养猪成了通古斯族系的一大特征,渤海人当然也继承了先人们的生活习俗,养猪成了最主要的家庭副业,尤其西部鄚颉府所产之猪品质最好,号称“鄚颉之猪”,是渤海著名的土特产之一。

  考古发掘证明猪是渤海人最主要的家畜。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的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和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等渤海遗址中,“出土的家畜骨骸中猪骨占有优势。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中,猪骨在家畜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7.9%,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中,猪骨所占的比例为63.3%。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中,猪骨所占的比例约为42.4%”。渤海的自然条件适宜于养猪业的发展,不需特殊的饲料和开支,牧草随处都是,所以养猪最多。

  猪还被渤海人广泛用于祭祀。渤海的先世挹娄人死了,就“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渤海人继承了这一习俗,在俄罗斯滨海地区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等地的渤海遗址中,“在一些渤海房址中埋葬有猪头,大概具有宗教性质。不排除渤海人同高句丽人一样,把猪视为生殖力的象征,与祭祀用畜有关”。

  渤海人长于养马,培养出著名的“率宾之马”。率宾即率宾府,在今绥芬河流域,渤海时这里产良马。渤海人养马很普遍,当然不止率宾一府。军队要用马来装备骑兵,民间用马来骑乘,用马服力役,还可以食马肉,用马皮,所以马在渤海国处处有之。在俄罗斯滨海地区的“所有已发掘过的渤海遗存中均出土有马骨,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耶村落址,出土的马骨占所有家畜总量的6.5%;在新戈尔查耶斯克城址,马骨所占的比例为10.2%;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的下层堆积中,马骨所占的比例为13.7%;在该城址的上层堆积中,马骨所占的比例为15.6%;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马骨所占的比例为22.5%。上述材料表明,马肉曾被食用、屠宰的主要是成年、老年马匹。这一点多半可以证明,马这种家畜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军事领域”。

  养马比较简单,只要有牧草,不需要特别的投入。期初,作为渤海人后裔的宁古塔满族人春天把各家各户的马集中起来,在马尾上系一木牌,写上主人的名字,然后赶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后就不管了,待秋后马儿肥了,再拢回来,各家再凭木牌认领回去。渤海人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养马的。

  渤海的马体质好,为中原地区所贵,所以还是给中原政权的贡品,和对中原贸易的大宗商品。武王大武艺时期两次朝唐,各贡马三十匹。渤海国灭亡后,东丹国又向后唐贡马十匹。向南唐贡马二百匹。契丹人也很喜欢渤海的马,命东丹每年贡马一千匹。唐割据山东一带的军阀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马是从东北西部草原地区传入东部山区的。马在蒙古语和满语中发音相同。都为“莫里”。蒙古族的祖先东胡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饲养马了,这一点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可能在秦汉以前,马由西部草原传入东部地区,马的名字也一同传入了。这样看来,东北东部山区的马源于蒙古草原,应当与蒙古马差不多,但到了渤海时期,渤海的马却与蒙古马有着明显的不同。《书》渤海传载,渤海的著名特产中就有“率宾之马”。所谓渤海的名马应当就是率宾马。

  考古发掘还让我们看到了渤海马的大致形象。在黑龙江宁安上京遗址东宁县团结村,吉林省吉林市杨屯,俄罗斯滨海地区都出土过渤海铜马骑士像。“马的形象是长颈、短足、长脸、竖耳,类似今日鄂伦春人饲养的马。它适于穿密林,过草甸,和蒙古草原上的高大健壮的马种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渤海境内多山,所以才培养出这种适于山地的矮种马。

  牛也是渤海人的主要家畜之一。文献上并没有渤海人养牛的直接证据,但也有间接的反映。夫余人“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有军事宜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可见,牛在夫余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渤海国占有了夫余故地,渤海人中也有很多来源于夫余,所以渤海当然也应该有牛。

  考古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滨海地区渤海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牛骨。“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耶村落址出土的骨骼中,牛骨占所有家畜数量的11.8%;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的下层堆积中,牛骨占家畜数量的16%;在该城址的上层堆积中,牛骨的比例已经达到19.6%;新戈尔杰耶夫斯克耶村落址的渤海堆积层中,牛骨占的比例达到29.3%;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牛骨所占的比例增长到37.5%。”牛骨中既有幼年和半成年个体,也有成年和老年个体,说明渤海人养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宰杀食肉,二是用来从事拉车、拉犁等劳动。但未成年的牛骨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如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渤海前期未成年牛骨占42.3%,到晚期则降到32.2%。说明渤海人逐渐更侧重于使用牛来劳动,而不是宰杀食肉。

  如上文所述,在上京遗址还发现了牛蹄铁,这进一步证明养牛有力役的目的。不过,总的来说,牛在渤海人生活的重要性似乎不如汉族等农业民族,渤海人对力役的需求主要还是靠马。

  肃慎族系本不养羊,南北朝的勿吉“多猪,无羊”,但渤海有羊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渤海遗址发现了羊骨。

  羊的数量很少,如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疑是羊骨的骨片,只占各类家畜骨总量的0.04%。当时,整个东北北部地区还没有养羊的习惯,渤海西北方的室韦人“无羊少马”,北方的黑水靺鞨人畜多豖,无牛羊。只有西南部的契丹羊多。这样看来,渤海人极少养羊是完全可能的。认为渤海大量养了羊的学者们的主要证据,就是陆游的《南唐书》卷18契丹传中关于辽代,由渤海遗民构成的东丹国曾与契丹一起“持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到南唐出售的记事。其实,以此为证据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是说东丹人与契丹人一同带了三万只羊和二百匹马,并没有说这三万只羊中有多少是东丹人的,多少是契丹人的,可能其中绝大多数羊是契丹人的,也可能羊都是契丹人的,只有马是东丹人带来的。

  南北朝时期无羊,渤海时有了羊,说明当地的羊是隋至唐前期传入的。西部草原地区的东胡族系早在秦汉以前就大量养了羊,“乌桓者,本东胡也……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羊在蒙语和满语中都为“浩尼”,可知渤海的羊是从西部草原地区传入的,当地本来无羊,所以在引入羊时,连其名称也一并引入了。

  渤海所在的东北北部地区没有辽阔的草原,气候也比较温润,似乎不大适合养羊,羊传入本地后一直没能有大的发展。到17世纪末,作为渤海上京故地的宁古塔地区仍“无羊无骡,即有人带至,亦不能久”。

  狗是人类的朋友,是看家护院和狩猎的好助手,东北古代民族驯养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上世纪70年代,在伊敏河上游的一座原始时期墓葬中就发现了作为殉葬品的狗骨。渤海人也养狗,有的狗被训练成好猎狗,有的还当作对外交往的礼物。823年4月21日,日本淳和天皇“幸神泉苑,试令渤海狗逐鹿,中途而休焉”。这渤海狗就是渤海使团作为礼物送给日本的。

  渤海人喜欢吃狗肉。考古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在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一处就出土了属于246只狗的860块狗骨,占出土家畜骨总量的25.8%。因为这些狗骨都属于未成年和成年个体,未发现有老年个体,所以说,这些狗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人宰杀的。由此可见,渤海人养狗不只是为了看家护院和当做狩猎助手,主要是为了宰杀吃肉,就和养猪一样。

  人们常常把自己喜欢的食物当成祭祀时的祭品,以献给神灵或故去的先人,渤海人也是这样。在俄罗斯远东阿波里科索沃渤海遗址中发现了并排放置的三具狗的头骨。沙弗库诺夫先生认为“这三具狗的头骨没有被劈开,显然不是用来提取脑子的。所以可以推测,狗头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用来祭祀神灵以乞求得到优质的皮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渤海人喜欢吃狗肉。现在朝鲜族也有喜欢吃狗肉的习俗,这和渤海人喜欢吃狗肉或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渤海国灭亡时,有十几万遗民逃到了高丽,可能是他们把这一习惯传给了高丽。

  渤海人很可能有了鸡的饲养。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尼克拉耶夫卡城址的渤海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个公鸡塑像,“是用橙黄色粘土制作的,已残损了的造型。长长的躯干达4.6厘米,尾部向上弯曲;喙钝,向内弯曲”。它是一件艺术品,不能凭它就说渤海人养了鸡,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如果不是日常生活中存在鸡,怎么可能信手就塑出来呢?另外,与泥塑鸡同时出土的还有猪、马等塑像,猪和马渤海确实有,想必不会单单鸡没有。至少可以说存在有鸡的可能。当时,东北亚地区养鸡已十分普遍,而渤海又与外界交往颇多,引入并饲养鸡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确实,在各处的渤海遗址中没有发现鸡骨,这很可能不是因为渤海没有鸡,而是因为鸡骨太细小,容易腐烂,没有保存下来吧。

  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市柴河镇群力村东南牡丹江岸的崖壁上有一组古代岩画。关于岩画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原始社会,距今3000多年前。但陶刚和王清民先生认为,“群力崖画的年代,从内容和绘画技法上看,既无早期崖画的特征,也无明清时代的迹象,应推定为唐宋时期,认为群力崖画早到3000多年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族属问题,因材料局限,无从详考。根据崖画的地望,年代和文献记载,作画人应是该区域古代民族中靺鞨或后来的女真人”。笔者对这一结论深以为然。为验证这一结论,笔者参照了国内外大量被公认的原始时期岩画,觉得普遍十分粗劣,人仅画出头躯四肢,略具人形而已,动物往往分辨不出是什么动物。而群力崖画则完全不同,人物、动物比例协调,形态传神,绝非原始崖画可比。唐宋时期,当地是渤海和辽金,而辽金时期,这里都是远离经济、文化、行政中心的荒远之地,岩画表现出了相当的绘画技巧,不但不可能是原始人之作,也绝非普通山野之人能为,极可能出自某文人画士之手,而文人画士不大可能来到如此偏远荒凉之地。至于唐代就完全不同了,这里距渤海国上京城仅一百公里左右,在上京经济圈内,当地有很多渤海遗址遗迹,距岩画不远的北边就有细麟河和河口、振兴五期渤海遗址,足见当地在渤海时期是畿内繁华之地。文人墨客乘船游牡丹江,顺流而下,到此作画留念是正常的,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群力岩画最可能出自渤海人之手。如果这一推定成立,那么说渤海人驯养鹿就无问题。画中共有三头鹿,带角的为公鹿,不带角,颈长腹大的为怀孕的母鹿,轻小的为幼鹿,一幅小小的画中共出现动物四只,只有一只为鱼鹰,其余三只都是鹿,说明鹿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与幼鹿部分,人张开双臂做迎接与欲拥抱状,幼鹿伸颈前来,表现出极亲昵温顺之状,足见该鹿不是野生,而是被人驯养的。可见,鹿也和猪、马、牛、羊、犬一样是当时渤海人饲养的家畜。

  鹿的经济价值极高,肉可食,皮可制衣及其他皮革制品,茸是贵重的药材,经驯化后还可提供力役,直到近代,鄂温克人还用鹿拉车和骑乘,渤海人或也如此。另外,当地的自然环境为渤海人驯养鹿提供了条件。直到清初,正处原渤海上京地区的宁古塔鹿仍极多,“鹿凡山皆有,若成百成群,三二年乃一至,不知从何来”。498888王中王开奖结果